六百二十二章 御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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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越留二人用饭,并给二人安排了在京食宿的地方。
宋朝没有明清时某地某地的会馆,到京赶考的读书人的住宿,多靠同乡名宦的安排,不然就只能自己掏钱住店了。
比如章惇进京赶考就是住在章得象的宅子里。
故而也是大老们对同乡年轻后辈的提携和投资。
不过上官均却推辞了,他住在兄长的家中,但叶祖洽却应承下来。这安排也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性子的不同来。
之后叶祖洽便不时上门来找章越。章越对叶祖洽还是颇为满意的。
章越一向颇重乡谊,而叶祖洽也是如此,这点颇为相似。
至于攀附嘛,这也是正常,没有背景的人想要成功,要么有过人长处,要么别整天抱着自尊心。
司马光喜欢用名门出身,或者师从名儒的人,因为这样的官员有操守有规矩。但王安石更喜欢用叶祖洽这样的人,出身寒微对于权力更有野心,关键时刻敢豁出去,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王安石有一首诗‘江海清明上下兼,碧天遥见一毫纤。此时只欲浮云尽,窟穴何妨有兔蟾’说得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一日二人聊着聊着谈到了时文。叶祖洽看似对于朝堂上因循守旧之风不满,其实是试探章越这一次科举的风向。
叶祖洽问道:“在下本欲在时论中大倡新法,如此又怕是触时人之忌,不知待制如何何示下?”
章越道:“天下有两等人,一等要众生平等,故而要变法,还有一等喜欢自由自在,故而要反对变法。考官之中两等皆有,便看你遇上哪等考官了。”
叶祖洽没从章越口中打探这一科御试官的喜好。
而叶祖洽没有想到,章越正是御试官。
”不过,我却可以出一个题目,令你好生琢磨琢磨,免得到了考场上手足无措。”
叶祖洽大喜心想自己求得不就是这个吗?
但见章越朝着院中的一处竹子指了指道:”你便以这一束竹子为题目写一篇文章来!”
叶祖洽一愣问道:“敢问待制此文是诗赋还是策论?”
章越笑着道:“皆可。”
叶祖洽仔细思虑,陡然之间醒悟,这是一束竹子是一个策问的‘策’字。
看着叶祖洽一脸豁然开朗的样子,章越心底微微赞许,真是孺子可教也!
一下子便参悟了其中的玄机。
自己绝不会将题目透露给你的,但是大概指一个方向,让对方往策问上努力,这也是经权之道了。
三月。
朝中依旧对新法争议不休,曾公亮,陈升之皆因反对新法称疾在家,中书只有王安石,赵忭二人主事。
文彦博,韩琦又再言青苗法不利。
官家与文彦博解释说:“朕派了两位宦官至河北巡视,他们说青苗法很便利。”
文彦博道:“陛下,韩琦这样的三朝宰相你不信,宁可去信两个阉人?”
李常又上疏请求罢三司条例司和青苗法。
王安石依旧如故,坚行青苗法。
于是在这个前提下,殿试也不由受此影响。
殿试出义时,官家草拟制策‘朕德不类,托于士民之上,所待制天下者……圣人之御天下也,百官得其职,万事得其序,有所不为,为之而无不成。有所不革,革之则无不服……方今之政,救之之道,必有本末,所施之宜,必有先后。’
章越,苏轼等众考官看题目后,都明白此题其实是王安石所拟。
殿试时,进士,明经,诸科以下共八百二十九人入场考试。
而御试考官,有安排有编排官,初考官,覆考官,详定官,封弥官等等。
能充当殿试考官的无一不是文学名臣。
章越与苏轼,李大临一并作为进士科的详定官,在还未出卷前,章越与苏轼,李大临三人无事,便在详定所里说笑闲聊,李大临是章越的解试考官,如今是知制诰。
苏轼与章越,李大临每日谈笑,趁着与二人休息功夫,伏桉撰文。
章越欲看一眼苏轼写什么,结果苏轼看章越近前却伸手挡住。
见苏轼此举章越不由好奇,趁着苏轼出恭的片刻,章越从桉上取了他刚写的文章看过,不看还好,一看大吃一惊。
这时苏轼返回所中,章越拿着文章对苏轼惊问道:“子瞻你这是何意?”
苏轼沉吟片刻,然后朝北拱手道:“吾有一言,藏在胸中,不吐不快,故以笔为刃!”
章越看了苏轼一眼,这苏轼写得是什么?
专门批评这一次殿试制策,如圣人之御天下,百官得其职,万事得其序这一句,苏轼批评道,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,是以所谓颠倒失序如此……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,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……横山之功,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……
苏轼居然批评皇帝‘亲拟’的殿试制策!
这等事也只有发生在不杀言事之臣的宋朝吧。
章越道:“子瞻兄,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!”
苏轼道:“吾早有料,效彷范谤之举。”
章越眼中,苏轼此举有些不自量力,但在反对新法的官员眼底,苏轼此举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,但仍一遍又一遍的上疏。
苏轼要的不是一个结果,而是作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
李大临看了苏轼的文章也是默然。
章越将苏轼的文章还给了他,自己还能说什么,如今自己能办到的也只有尽力保住苏辙了。
苏轼问章越道:“度之是否觉得吾文不合你的意?”
章越道:“子瞻兄,我不瞒你,虽我不认同汝所论,但汝所论的每一字皆有必要。若无批评之言,又何须赞美之词。”
苏轼道:“吾知之。”
章越心知改变不了苏轼,王安石讲‘一道德’,‘立法度’,但不会容忍有人屡次三番批评他,不断试探他的底线。
苏轼写好奏章之后,次日初考官与覆考官皆将卷子送至详定所内。
详定所中,先定首卷。
但见初考官吕惠卿将一封卷子定为头名。
卷首写得是‘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,陛下即位,革而新之。’
而覆考官刘攽却将此卷贬之第二名。
状元之争,需将此事面奏官家。
苏轼,章越,吕惠卿,刘攽,李大临五人在官家面前打起了官司。
宋朝没有明清时某地某地的会馆,到京赶考的读书人的住宿,多靠同乡名宦的安排,不然就只能自己掏钱住店了。
比如章惇进京赶考就是住在章得象的宅子里。
故而也是大老们对同乡年轻后辈的提携和投资。
不过上官均却推辞了,他住在兄长的家中,但叶祖洽却应承下来。这安排也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性子的不同来。
之后叶祖洽便不时上门来找章越。章越对叶祖洽还是颇为满意的。
章越一向颇重乡谊,而叶祖洽也是如此,这点颇为相似。
至于攀附嘛,这也是正常,没有背景的人想要成功,要么有过人长处,要么别整天抱着自尊心。
司马光喜欢用名门出身,或者师从名儒的人,因为这样的官员有操守有规矩。但王安石更喜欢用叶祖洽这样的人,出身寒微对于权力更有野心,关键时刻敢豁出去,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王安石有一首诗‘江海清明上下兼,碧天遥见一毫纤。此时只欲浮云尽,窟穴何妨有兔蟾’说得就是这个意思。
这一日二人聊着聊着谈到了时文。叶祖洽看似对于朝堂上因循守旧之风不满,其实是试探章越这一次科举的风向。
叶祖洽问道:“在下本欲在时论中大倡新法,如此又怕是触时人之忌,不知待制如何何示下?”
章越道:“天下有两等人,一等要众生平等,故而要变法,还有一等喜欢自由自在,故而要反对变法。考官之中两等皆有,便看你遇上哪等考官了。”
叶祖洽没从章越口中打探这一科御试官的喜好。
而叶祖洽没有想到,章越正是御试官。
”不过,我却可以出一个题目,令你好生琢磨琢磨,免得到了考场上手足无措。”
叶祖洽大喜心想自己求得不就是这个吗?
但见章越朝着院中的一处竹子指了指道:”你便以这一束竹子为题目写一篇文章来!”
叶祖洽一愣问道:“敢问待制此文是诗赋还是策论?”
章越笑着道:“皆可。”
叶祖洽仔细思虑,陡然之间醒悟,这是一束竹子是一个策问的‘策’字。
看着叶祖洽一脸豁然开朗的样子,章越心底微微赞许,真是孺子可教也!
一下子便参悟了其中的玄机。
自己绝不会将题目透露给你的,但是大概指一个方向,让对方往策问上努力,这也是经权之道了。
三月。
朝中依旧对新法争议不休,曾公亮,陈升之皆因反对新法称疾在家,中书只有王安石,赵忭二人主事。
文彦博,韩琦又再言青苗法不利。
官家与文彦博解释说:“朕派了两位宦官至河北巡视,他们说青苗法很便利。”
文彦博道:“陛下,韩琦这样的三朝宰相你不信,宁可去信两个阉人?”
李常又上疏请求罢三司条例司和青苗法。
王安石依旧如故,坚行青苗法。
于是在这个前提下,殿试也不由受此影响。
殿试出义时,官家草拟制策‘朕德不类,托于士民之上,所待制天下者……圣人之御天下也,百官得其职,万事得其序,有所不为,为之而无不成。有所不革,革之则无不服……方今之政,救之之道,必有本末,所施之宜,必有先后。’
章越,苏轼等众考官看题目后,都明白此题其实是王安石所拟。
殿试时,进士,明经,诸科以下共八百二十九人入场考试。
而御试考官,有安排有编排官,初考官,覆考官,详定官,封弥官等等。
能充当殿试考官的无一不是文学名臣。
章越与苏轼,李大临一并作为进士科的详定官,在还未出卷前,章越与苏轼,李大临三人无事,便在详定所里说笑闲聊,李大临是章越的解试考官,如今是知制诰。
苏轼与章越,李大临每日谈笑,趁着与二人休息功夫,伏桉撰文。
章越欲看一眼苏轼写什么,结果苏轼看章越近前却伸手挡住。
见苏轼此举章越不由好奇,趁着苏轼出恭的片刻,章越从桉上取了他刚写的文章看过,不看还好,一看大吃一惊。
这时苏轼返回所中,章越拿着文章对苏轼惊问道:“子瞻你这是何意?”
苏轼沉吟片刻,然后朝北拱手道:“吾有一言,藏在胸中,不吐不快,故以笔为刃!”
章越看了苏轼一眼,这苏轼写得是什么?
专门批评这一次殿试制策,如圣人之御天下,百官得其职,万事得其序这一句,苏轼批评道,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,是以所谓颠倒失序如此……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,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……横山之功,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……
苏轼居然批评皇帝‘亲拟’的殿试制策!
这等事也只有发生在不杀言事之臣的宋朝吧。
章越道:“子瞻兄,你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!”
苏轼道:“吾早有料,效彷范谤之举。”
章越眼中,苏轼此举有些不自量力,但在反对新法的官员眼底,苏轼此举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自己的意见,但仍一遍又一遍的上疏。
苏轼要的不是一个结果,而是作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
李大临看了苏轼的文章也是默然。
章越将苏轼的文章还给了他,自己还能说什么,如今自己能办到的也只有尽力保住苏辙了。
苏轼问章越道:“度之是否觉得吾文不合你的意?”
章越道:“子瞻兄,我不瞒你,虽我不认同汝所论,但汝所论的每一字皆有必要。若无批评之言,又何须赞美之词。”
苏轼道:“吾知之。”
章越心知改变不了苏轼,王安石讲‘一道德’,‘立法度’,但不会容忍有人屡次三番批评他,不断试探他的底线。
苏轼写好奏章之后,次日初考官与覆考官皆将卷子送至详定所内。
详定所中,先定首卷。
但见初考官吕惠卿将一封卷子定为头名。
卷首写得是‘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,陛下即位,革而新之。’
而覆考官刘攽却将此卷贬之第二名。
状元之争,需将此事面奏官家。
苏轼,章越,吕惠卿,刘攽,李大临五人在官家面前打起了官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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